中央党校教授王杰

　　记者：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礼义道德的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之大本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修身正己立德一直是中国人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据了解，您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讲授的官德修养课程，从我听到的信息看，十分受广大领导干部的欢迎。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官德文化。

　　王杰：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围绕“人与修身立德”而展开的，换句话说，修身正己立德就是中国人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以儒家思想为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不孤，必有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西汉刘向：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东汉张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东汉王符：“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唐太宗：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唐张九龄：“不能自律，何以正人？”唐罗隐：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宋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清郑板桥：“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孙中山：“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强调的都是修身正己立德的本根作用，也表明，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一直流淌着道德良知的血液。用《大学》、《中庸》的话说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因此，我认为,做官先做人，修身养性，做一名脚踏实地、胸襟坦荡、诚实正直的人，高尚的高德修养和品德操守，会让人更加淡泊、安宁和祥和。

　　记者：您说官箴书是为官者的从政宝典 。什么是官箴书？

　　王杰：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在中国古代社会，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官箴书是各级官员进入仕途的必读书。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尚书立政》“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即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周礼天官》“六廉”说。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论语》“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秦《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五善”说。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汉朝选拔官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晋“中正六条”说。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唐“四善”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唐朝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员，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明“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清“居官八约”说。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通过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要求，不难看出，官箴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最主要的几部官箴书：一是宋吕本中的《官箴》；二是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三是清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四是清汪辉祖的《学治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