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案方面的决定性意见，为中国改革创造了干部条件

　　改革开放，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思想开放，富有远见的干部。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一大批干部仍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如果不把这批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中央重要领导岗位，就谈不上改革开放。

　　这批受压制的干部中，当时最受人关注的是邓小平。陈云以大无畏的气概，带头两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同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对于陈云的提议，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采取了封锁的态度，但由于陈云同志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加上他的提议合党心、顺民意，对他的意见是封锁不了的。不久，陈云的提议就在党内传开了。党内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陈云意见的赞同，很快就在党内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光是请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还是不够的。改革开放，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思想解放并且有远见的干部共同努力。但这些干部也仍然处于受压状态。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陈云，特别关心这批干部的“解放”或者复出的问题，而让这些干部复出，工作中平反冤案。这项工作也是在陈云同志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早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1月25日，陈云同志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了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惟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同意调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病。提出给黄克诚治病这件事，只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认为刘、张二人也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了作用。当时，刘、张二人均是党内确定了的反面人物，人们想不到，也不敢为刘、张二人说句公道话。陈云能这样做，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同年9月26日、27日，陈云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发明创造这句话。后来问周总理，他说这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陈云讲这些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过去我们给刘少奇定的所谓“罪名”，其中是有问题的，这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铺垫。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的建议下，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同年4月24日，陈云就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陈云率先从几件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许多蒙冤被屈的干部及其家属从此敢于向组织提出平反问题了；另一方面，有陈云这样的老同志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固守“两个凡是”的人想压制平反冤假错案也压制不了。正是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的状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一批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头目则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这样一上一下，就改变了中央委员会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这种人事变化，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