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的故事广为人知，而鲍君甫的经历却鲜为人知。他是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位秘密情报员，他的情报工作经历如何？后来为什么一直默默无闻？日前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向记者讲述了鲍君甫鲜为人知的特工生涯经历。

　　我党发展的第一位“双面特工”

　　1928年，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发展了我党的第一个重要的“双面特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杨登瀛，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90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到上海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参与“讨蒋运动”被捕入狱，后经蔡元培保释，蛰居上海，其间结识了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后来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并拉拢鲍君甫做他的副手。1928年初，共产党员陈养山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其间碰到了鲍君甫，鲍君甫的命运从此改变。

　　“陈养山1925年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的关系不错。”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告诉记者。

　　陈养山了解到鲍君甫在上海敌特机构工作的情况，就想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他开始让鲍君甫参加地下组织的一些会议，鲍君甫主动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活动的情报告诉陈养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面谈，正式将鲍君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由特科情报科副科长、陈赓的助手刘鼎与他单线联系，并派遣连德生担任他的保卫工作。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为配合鲍君甫“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也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鲍君甫逐渐取得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1929年被正式任命为驻沪特派员。中央特科当时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还破例给他配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帮助提高他的社会地位。鲍君甫很快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建立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