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的演变

陈少铭

2011年06月03日11:18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在1948年底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发生了几次演变,从“不急于获得承认”到“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同美国发展外交关系,再到“与苏联结盟,坚决反美”外交政策。其中,美国、苏联以及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调整对美外交政策三个重要因素,而独立自主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美国;外交政策

　　Evolution of the CPC 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US around theFounding of New China Chen Shaoming Abstract:The CPC 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US underwent changes once and again fromthe end of 1948 to the outbreakof Korean War: from“being not eager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the US”to developing foreign relations with America while“adhering to principles”and then to“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firm opposition against the US.”Theunderlying factors for the adjustment by the CPC to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US were the American and the Soviet poli-cies and the principle of self-reliance with the latter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process.

　　1948年底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外交政策的走向,但这一变化及影响这个变化的因素对于考察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

　　1948年底至次年初,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的败局已定,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建立什么样的对美外交政策?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对美政策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这次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1]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扶蒋反共、破坏中国革命是美国的既定政策。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要以取得合法地位为手段,来达到其从内部破坏的目的。作为应对策略,毛泽东认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对于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并坚决地将其击破。”[2]正是基于对美国的这种分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急于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于承认他们。”[3]周恩来也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4]应当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确立了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这也为此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定下了基调。

　　为了把对美外交原则转化成具体政策, 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关于贸易问题,指示也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忙于去建立和恢复一般的贸易关系”。“只在对我有利、而有急需者,可与这些国家进行临时的个别的地方性的出入口贸易。”在这个指示中,对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外交承认的原因也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5]可见,为了摆脱旧中国外交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对于将要建立的新政权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确定为“不急于获得承认”。

　　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再一次谈及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问题,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他们(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天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毛泽东再次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采取不急于获得承认政策的原因作了说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6]

　　由于确立“不急于获得承认”的对美外交政策,需要得到国内民主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4月中旬,周恩来在向一部分民主人士作关于和平的谈判的报告时解释说:“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入被动。”[7]4月17日,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我们的立场仍然是独立自主,和平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8]言外之意,不得到美国的承认,新政权仍然可以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并不急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4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我方人员对外国大使馆人员的态度作了明确的规定:“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9]。可见,党在1949年初的对美政策是“不急于获得承认”,并在具体的外交政策指示中较为严格地执行这一政策。

　　当然,“不急于获得承认”的对美外交政策在执行上也不是僵硬不变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其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正式代表为正式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10]。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要做到“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是有利的。”[11]

　　总之,这一时期为了使将要建立的新政权免受旧中国外交的束缚,从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获得一个平等的外交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不急于获得承认”的对美政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策略的灵活性,并没有把中美之间进行接触,以至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大门堵死。

　　

二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统治的结束,中国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明朗化。

　　形势的发展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对中共的政策。早在1948年底,美国已经对中国内战的前景作了预测,认为国民党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没有能力挽救它。1949年4月底,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布乐表示:现在是对共产党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向他们表明:“我们无意干涉内政,准备同他们在相互满意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同时希望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12]在解放南京时,还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50亿美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新政权能否得到外交承认是相当担心的,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建国以后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13]。新政权迫切希望得到外交承认。而面对美国政府政策中显现的某些调整,从现实角度认识新政权与美国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摇摆不定和发生了某些变化”[14]。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了美国的这种变化,果断地调整了对美政策,探求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以扩大外交空间。

　　4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粟裕等人的电报,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5]把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同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之一。4月30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更加明确地谈到了党的外交原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16]。可见,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转向了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美国接触,寻求发展外交关系的可能,“不急于获得承认”转向了“有条件”地保持接触,以至发展对美关系。

　　对于中共领导人的表态,美国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方面委托秘书傅泾波在香港经常写信同周恩来、邓颖超联系[17],要求与中共进行直接接触,另一方面,还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于同中共建立“新的关系”。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并要他不要把话说绝[18]。这也表明,美国政府也有同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接触的诉求。

　　5月,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后,司徒雷登提出与他会面的要求。对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并作了具体批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对于司徒雷登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采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19]。

　　随后,司徒雷登在同黄华进行几次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中表示,美国已经渐渐了解过去对于国民党认识错误,并且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同中共的接触也得到了艾奇逊的同意;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且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新政权,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等等[20]。黄华也代表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希望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同时强调了新政权发展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原则。

　　但是,就在司徒雷登同中共接触期间, 5月13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有所指地表明承认一个新政权应具备的三个条件: 1、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能维持公共秩序; 2、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 3、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的普遍认同。[21]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美国承认新政权的第一、第三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或者正在完成的事情,而对于第二个条件,则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是双方之间的原则性冲突:新政权准备与外国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而美国则要求新政权履行所谓的“国际义务”,以维护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这注定了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只能是无果而终。

　　6月初期,司徒雷登透露访问燕京大学的意愿,在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允许后, 6月28日,黄华答复司徒雷登,欢迎他去北平访问燕京大学。6月30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寻求美国政府对于他北上北平的态度,并请求指示。在电报中,司徒雷登认为,黄华的答复可以视为是“毛和周发出的含蓄的邀请”,表面上是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与中共会谈。接着,他对访问北平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接受邀请无疑会加深相互谅解。美国国务院对此事有较大分歧,艾奇逊遂将此事提交给总统决定。杜鲁门更多地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来考虑而否定了此事。7月1日,艾奇逊在电报中告诉司徒雷登,你的6月30日的电报已经在最高层作了研究,“现在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22]。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接触在刚刚开始后不久便陷入了僵局。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表明了强硬的立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找。”[23]可见,中美之间外交原则的巨大分歧使得中共公开提出了“一边倒”政策。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放弃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7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通过陈铭枢给司徒雷登传口信表示[24], 6月30日的文章主要是为本党所写,主要是为了宣传,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这样的宣传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试图淡化“一边倒”文章所宣告倒向苏联一边的影响。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在7月初,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也曾代表中共中央把中共的基本意见和考虑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表示中共方面确实作了在具备条件时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准备。[25]甚至到了9月29日,也就是新政权宣布建立的前两天,具有新中国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政权外交原则的规定仍然是:“凡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26]。可以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决心实行联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因为“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和巩固革命的胜利,必须“一边倒”。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关闭同美、英等国进行接触,进而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7],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是必需的。

　　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欧内司特·贝文一再警告“如果西方坚持太强硬的态度,中国会更加倒向莫斯科一边”,但艾奇逊固执其见,并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中共承担其全部国际义务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28]。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及相关材料,试图为美国过去不成功的对华政策辩护。艾奇逊在白皮书中的解释,中国革命的结果不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独立,而是苏联扩张的成功。对此,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对美国政府进行抨击:“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29]中国共产党对在短时间内与美国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的可能性已不再乐观。

　　

三

　　由于美国在承认新政权的问题上所挟持这三个条件,使得新政权与美国在短时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所以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就曾代表中共就很多问题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以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方面通报了新中国开国的准备工作以及内外政策,包括对外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刘少奇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希望苏联能先于西方国家承认新政权。对此,斯大林表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将“立刻承认”并给予援助。[30]对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先和西方国家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31]苏联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政权对获得美、英等国外交承认的态度,在对待西方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明显没有前几个月那么迫切了。

　　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苏联即宣布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也相继宣布对新政权的承认,中共领导人对新政权成立后短时间内得不到外交承认的担心并没有出现。与苏联等国的做法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同盟对新政权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政策,企图扼杀新政权。对于新中国来说,有了苏联的外交承认和帮助,在西方集团的包围和封锁下生存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11月8日,周恩来在谈到对新中国的外交现状和任务的认识时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32]新中国外交政策变为“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

　　12月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出访,可见中共领导人对于新政权与苏联关系的重视和期待。1950年2月14日,新中国与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以条约形式得到确认。

　　在此之前,美国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考虑与新政权接触、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双方外交原则上的分歧等方面限制着美国最高层作出与新政权建立关系的决策,因此,美国奉行“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一方面,等待新政权外交走向进一步明确而相应采取对策;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对新政权施加压力,企图让新政权全部或者部分放弃其奉行的外交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利益。而《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定则表明新政权已经倒向了苏联方面,对美国来说,“尘埃”已经“落定”。美国政府认为中共正在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33],同中共政权的接触政策变成了敌视政策。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使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尖锐批评:“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34],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35]。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外交走向的发言中,虽然仍然坚持《共同纲领》上的建交原则,但是,更加强调中苏同盟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事实证明了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36]10月12日,毛泽东认为,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是其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的开始。因此,新政权将“站在被侵略者的方面”,抗美援朝,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37]。新生政权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接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可见,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军队直接参战,使得两国在短时间内进行直接接触从而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丧失,中美之间开始长达2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的敌对状态。

　　

四

　　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经过了几次变化。究其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美国因素

　　美国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奉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因此,在胜局基本到来之前,中共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提出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问题。

　　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被推翻,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某些微妙变化,有了某些愿意与新政权接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发生了调整。但是,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财产、特权及战后格局中的优势,企图迫使中国屈服,接受美国的外交原则。美国意识到,承认是唯一能够迫使新政权满足美国条件的杠杆,一旦这个杠杆不存在了,美国也就失去了同新政权讨价还价的权利。“承认之前要考虑的问题:承认是否有望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利益?”[38]一份后来整理的文件披露,朝鲜战争之前……如果这些义务获得(全面的或者部分的)遵守,美国政府将非常可能通过承认北京而采取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的总目标相适应的政策[39]。可见,美国以新政权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作为承认的根本条件。

　　为了防止中共政权完全倒向苏联是美国对华外交中另一个考虑。“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政治军事政权附庸”,“美国当前的目标是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等成为美国在1949年的文件中最常用的词汇。促成中苏关系破裂的政策目标,在艾奇逊国务卿和他在国务院的高级顾问的言语中有着再明确不过的反映[40]。美国公开表示,只有在新中国不与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中共政权。所以,国民党政府覆灭后,甚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尽最大可能离间中苏关系,以此作为对新中国承认的一个砝码。但中苏条约的签定,使美国的这种幻想破灭了。

　　当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也是美国仇视新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中美之间在外交原则上的冲突才是造成双方接触中断的根本因素。

　　(二)苏联因素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新政权的对美外交政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甚至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谈话时认为,中共并非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和真正的黄油那样[41]。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斯大林在与到访的美国特使霍普金斯谈话中也表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中国统一的承担者。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42]甚至抗日战争一结束,斯大林就立刻敦促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一方面说明苏联害怕卷入中国内战,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对中共完成统一中国的能力缺乏应有的信任。正是苏联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疑忌或者不信任,使得斯大林“倾向于一个虚弱的国民党政府,而不倾向于一个有疑问的中国共产党”,[43]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才发生改变。

　　苏联的这种怀疑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完全信任。1949年初期,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一次内部谈话中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可以用两个老虎来比喻,一只是白老虎,一只是红老虎[44]。可见,甚至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的外交承认还没有十足把握。1949年初的米高扬访问中国,某种意义上说,是苏联对中共能否完全取得中国内战胜利的一种试探。苏联对于中共是否具有完全统一中国的力量还是不完全信任。苏联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949年初期中共的对美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坚决地表示不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尽管中共的外交基础已经放在了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上。

　　1949年南京解放,苏联大使随同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驻华大使却留在了南京,再加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和主动接触行为,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与美国的关系兴趣升高,并采取了一些谨慎的接触行为,但由于美国对华外交原则与新政权的建交原则的巨大差距促使双方的接触最终流产,中国共产党只能从苏联方面寻求帮助。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便出访苏联,可见新政权对于中苏关系的重视程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苏同盟的形成,也标志着美国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于美国的外交压力和离间中苏关系图谋的破产。

　　(三)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45]。

　　1949年初,在中国革命胜局已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由于南京政府依然存在,要求美国立即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不太现实,所以采取了不急于获得外交承认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要“按照平等原则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政权垮台之后,如何发展同外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现实。为了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使新政权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干涉,新中国决定不承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帝国主义国家要想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应该在新的基础上与新中国进行建交谈判。而这恰恰是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和特权的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它要求新中国继续“履行其国际义务”,换句话说,就是承认美国在华的利益和特权,以此作为承认新政权的条件,这又是中共领导人所无法接受的,中美外交原则上的分歧是双方没能进一步接触的根本原因。

　　即使在确立了“一边倒”外交政策后,周恩来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对于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46]。“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47]可见,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后对美外交政策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80

　　参考资料：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第17~18页。

　　[2]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231页。

　　[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6日)。

　　[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6日)。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46页。

　　[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第80~81页。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541页;《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323页。

　　[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1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第829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4页。

　　[12]FRUS, 1949, VOL·IX, PP·1251-1252。

　　[13]师哲:《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第8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7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1页;毛泽东在给中革军委的指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1461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1页。

　　[17]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18]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第24页。

　　[1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88页。

　　[20]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第25~26页。

　　[21]FRUS, 1949, VOL·IX, PP·21-23·;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第74页。

　　[22]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第101~103、104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5页。

　　[24]有的学者称之为“七月传话”,见FRUS, 1949, VOL·XIII, PP·775。

　　[2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2页。

　　[26]《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19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28]FRUS, 1949, VOL·XIII, PP·81-82。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551~554页。

　　[30]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第9~15页。

　　[3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0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2页。

　　[33]参见《中苏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帝国主义阵营极度慌乱美帝离间与破坏阴谋必遭更悲惨失败》(《人民日报》1950年3月1日)。

　　[34]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不介入台湾事务。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管理局:《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2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7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8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23页。

　　[3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7~139页。

　　[38]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第75页。

　　[39]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第198页。

　　[40]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第198页。

　　[41][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

　　[42]参见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 1978年)第525页;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第482页。

　　[43][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 1985年,第153页。

　　[44]参见徐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1993年香港版)第13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1084~1085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页。

　　[4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322页。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出版日期: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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